他是一代传奇毕生反感政治强人与民族主义反对鼓吹牺牲

除了传奇人生,罗曼·加里的文字也足以让人们沉溺。出身卑微,又经历过二战残酷的他,一生将人性置于写作的重心所在。

一个人既是作家,又是飞行员,这个身份组合会让你想起《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那么,如果一个人既是作家,又是飞行员,还是电影导演和外交家,而且在这四个领域都成就巨大呢?答案只有一个——罗曼·加里。

在这四个身份中,最为人所知的当然是作家,罗曼·加里是龚古尔文学奖历史上唯一两次获奖的作家。

1914年,罗曼·加里出生,1980年12月2日吞枪自尽,震惊法国,今天是他去世四十周年忌日。

罗曼·加里是俄籍犹太人后裔,童年时代在俄国和波兰度过,1926年移居法国。1938年,他应征入伍。二战期间,他前往伦敦,加入戴高乐组织的“自由法国”空军,转战欧洲、北非和中东,获得十字军功章和代表法国最高军事荣誉的解放勋章。

二战后的二十年间,他一直供职于外交界,先后任驻索马里、伯尔尼的使馆秘书和参赞,然后在外交部欧洲司工作,还曾任法国驻洛杉矶总领事。

1945年,他以处女作《欧洲教育》步入文坛,一举成名。此后,凭借1956年的长篇小说《根深蒂固的天性》和1975年的《来日方长》,两次获得龚古尔奖。不过他最具国际声誉的作品,当属1960年的自传体小说《童年的许诺》。也是在《童年的许诺》发表后的第二年,即1961年,他辞去外交职务,一边创作一边周游世界。

1968年和1977年,罗曼·加里先后自编自导了电影《鸟儿将在秘鲁死去》与《屠杀》,两片的女主角都是他的妻子——美国演员吉恩·西伯格。

罗曼·加里人生的最大传奇,在于他第二次获得龚古尔奖的《来日方长》。1974年到1979年间,这位已经获得巨大声名,仅仅靠自己的名字就能让出版社趋之若鹜的作家,因为不满巴黎出版界吹捧知名作家的“套路”,居然化名化名埃米尔·阿雅尔,先后发表了四部长篇小说,其中就包括了《来日方长》。

这不仅仅是对当时巴黎出版界不良风气的讽刺,也是罗曼·加里对自己作品质量的证明。结果,阿雅尔这位“文坛新人”震动法国文坛,人们纷纷欢呼法国又出现一位天才作家,《来日方长》不但拿到了当年的龚古尔奖,两年发行380万册,而且改编为电影后又获得197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不过龚古尔奖毕竟是法国文学最高奖项,以化名获奖难免不严肃,所以罗曼·加里专门致信官方说明情况,也表示不接受这次的奖金,但这一信息并未公开。

1980年12月2日,事业如日中天的罗曼·加里突然在寓所吞枪自尽,震惊法国。而在他的遗作发表后,人们才知道几年前获得龚古尔奖的《来日方长》作者原来是他。

罗曼·加里的爱情同样传奇,线年,他发表了一部名为《日色》的长篇小说。在小说中,一位飞行员在狂欢节上结识了一位好莱坞女影星,一见钟情,两个人放弃了原有富裕的生活和家庭,私奔去环游世界。

这个小说情节,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很多人会说是“意淫”。可是在罗曼·加里的人生里,从来就没有“意淫”二字存在。五年后,身为外交官的前飞行员罗曼·加里,在好莱坞邂逅女明星琼·塞贝格。当时,二人都已婚。

琼·塞贝格当时才21岁,但名气已经极大,出演过多部电影,尤其是在让-吕克·戈达尔的成名作《精疲力尽》中担纲女主角。《精疲力尽》被誉为法国新浪潮的发轫之作,也是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琼·塞贝格也随之闪亮世界。

二人很快同居,他们也如小说里写到的那样,各自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并在婚后开始了云游生活。

这场婚姻在十年后结束,但二人并未形同陌路。琼·塞贝格晚景凄凉,饱受抑郁症困扰。1979年8月30日,人们在巴黎一架汽车后座上发现她已开始腐烂的尸体,经调查断定为自杀。

“(我的自杀)与琼·塞贝格无关。那些认为我为爱轻生的人,请勿执着于此。人们显然可以把自杀归咎于抑郁症。然而,自成年以来,抑郁始终伴随着我,并允许我更好地完成作品。那么,是什么原因?或许,我写下的文字已经给出了答案:‘无法说得更好了。’我想要说的,已毫无保留地完全表达了。”

除了传奇人生,罗曼·加里的文字也足以让人们沉溺。出身卑微,又经历过二战残酷的他,一生将人性置于写作的重心所在。

在成名作《欧洲教育》中,罗曼·加里以自己的二战经验为基础,讲述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一群在在波兰反击纳粹的游击队员的故事。

这本书的行文极其飘忽,文字在叙事、信件和诗歌中往来,但信仰这条主脉始终不散,奠定了罗曼·加里的写作风格。

在罗曼·加里的写作中,母亲是永远无法回避的主题。虽然从小生活困窘,但母亲对他抱有极大的期望,坚信他未来会成为文豪与外交家。在自传体小说《童年的许诺》中,主人公回忆了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往事,描述了勇敢而冒失、活泼而轻率、深情而严格的母亲形象。

“我用手臂拥着她的双肩,再也听不见那些笑声,看不见那些嘲弄的眼神了。我这时唯一想到的是:我要去迎接艰巨的战斗,去为她履行我儿时许下的诺言,那就是跟我学步时代就知道的强大而残酷的敌人进行争夺世界主权的战斗,赢得胜利后光荣地返回故乡,使母亲获得应有的评价,使她做出的牺牲得到应有的报偿。”

“这样年轻,这样早,就得到这样的爱,这并不好。这会使你养成坏习惯。你会以为这是理所当然,会以为这样的爱在别处也同样可以得到、享受到。你仰望着,期待着,怀着希望,企求达到目的。有了母爱,从童年开始,生活便向你展现一幅美妙的画面,但却永远是一幅画面,你以后不得不终生品尝冷漠。”

当然,罗曼·加里并没有将这种爱视为天然正确,同时也写出了这种爱的窒息一面。他一生都活在母亲的控制欲中,虽然实现了母亲期待的成就,但那却未必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在小说中写道:“对我美好前途的憧憬支撑着她活下去。为了给她那荒唐的梦一点真实的色彩,我只能继续努力,与时间竞争”。

也因为母亲的影响,罗曼·加里始终关注弱者的生存。在《来日方长》中,孤儿毛毛与罗莎夫人相依为命,默默抗争。罗莎夫人经历过集中营与大屠杀,忍受着贫困和猥琐男性的羞辱,却抚养着几十个留下的弃婴,为了这个本来并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耗尽了自己的余生。

当罗莎夫人凄惨地离开这个世界时,14岁的毛毛仍然困惑,但哈米勒先生告诉他,要相信爱,“你还年轻,来日方长”。

罗曼·加里笔下的小人物们,即使绝望困顿,仍以爱面对生活。相反,因为二战的残酷,他对“政治强人”有着天生警惕,也反感对强者和“牺牲”的推崇,认为动不动让别人牺牲,是独裁者的最大骗局。在他看来,“煽动英雄主义无非是为了对付无力者”,所以“我最反对强者”。

在《欧洲教育》中,他还写过爱国者与民族主义者的区别:“爱国即爱自己的亲朋,民族主义则是仇恨别人”。

他眼中的欧洲,无疑是文明的价值所在,但二战的残酷,则是另一种教育——“欧洲一直拥有世上最好、最美的大学,在那儿产生了我们最美好的思想,给最伟大的作品带来灵感的思想,就是自由、人的尊严和博爱这些概念。欧洲的大学是文明的摇篮。但还有另一种欧洲教育,我们当前正在接受的教育:行刑队,奴役,酷刑,——摧毁一切令生活美好的东西。这是黑暗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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