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的一个晚上，10岁的埃娃·莫泽斯·科尔和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丽娅姆正躺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的床铺上，突然被巨大的爆炸声震醒。窗外红色的火焰照亮了寒冬的夜空。原来，纳粹炸了焚尸场。没过多久，她们就被迫离开自己的营房，与其他双胞胎一起沿着大路朝奥斯维辛主营地走去。这些双胞胎都是门格勒博士的实验对象。四周的场景宛如噩梦，抬起头可以看到远处纷飞的炮火。在黑暗中党卫队催赶着这些孩子，不让他们有片刻的喘息。走不动路的被当场开枪打死，尸体就扔在路边。一片混乱中，有两对双胞胎分别与自己的兄弟姐妹走散，再也没能相见。
到了奥斯维辛主营地以后，埃娃和米丽娅姆基本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原本由卡波和守卫组成的严密监管网络现已崩溃，犯人们全都自己照看自己。埃娃甚至穿过了外围铁丝网，走到主营地一侧的索拉河河畔找水喝。在埃娃试着敲碎冰面的间隙，她抬起头，看见一个跟她年纪相仿的小女孩站在河对岸。那个小女孩穿着漂亮的衣服，精心编起来的小辫子用丝带绑着，还背着书包。此时的埃娃穿着破衣烂衫、浑身长满虱子，站在对岸盯着她看。埃娃觉得眼前所见“几乎让人难以相信”。她说：“这是我们到奥斯维辛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外面还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的孩子看起来就像个孩子，他们会去上学。”
埃娃和米丽娅姆能活下来已经非常幸运，因为纳粹的计划本来是把她们和剩下的几千名犯人一起杀死，这些人被认为太过虚弱，无法和大部队一起从奥斯维辛出逃。处决这群人的命令由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施毛泽在1月20日下达，他也是这个地区的指挥官。在接下来的七天当中，党卫队特别分队在比克瑙和附近的子营地杀害了约700名犯人，但包括埃娃和米丽娅姆在内，近8000名犯人侥幸逃过一死，因为红军朝奥斯维辛进发的速度太快，党卫队自顾不暇，已顾不上执行命令。
没过多久枪声就平息了。1月27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红军战士到达营地。在IG法本公司丁纳橡胶厂旁边的莫洛维茨劳工营，他们发现了600名幸存者，在比克瑙解救了近6000名犯人，而奥斯维辛主营地剩下的犯人约为1000人出头，其中就包括埃娃和她的姐妹米丽娅姆。埃娃第一次听到有人宣布她的苦难就要结束，营房里一个女犯大声呼喊着：“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我们自由了！”埃娃跑到门边，外面是一片白茫茫的大雪，她什么也没看见。好几分钟之后，她才辨认出穿着白色外衣的红军战士：“我们朝他们跑过去，他们拥抱我们，还给了我们饼干和巧克力。在极度孤独的环境下，一个拥抱的意义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大得多，因为它让我们重新感受到了我们渴望已久的，人的价值。我们不光渴望食物，也渴望人的善意，而苏联红军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需求。战争结束后，我们回到家园，我最怀念、最渴望的就是拥抱和亲吻，但没有人再给我这些。因此，我给我的学生上课时，总会告诉他们：‘你们今天下午回家以后，请替我们所有这些从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孩子多给你们的父母一个拥抱，多给他们一个吻，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可以拥抱和亲吻的对象。’”
伊万·马蒂努什金是红军一个炮兵连的中尉，他与战友们一起攻进了奥斯维辛镇。他们到达比克瑙的时候，这个营地在几小时前刚刚被解放，奇怪的是，四周一片静寂。那里的犯人望着他，“眼中带着感激”，脸上带着“强挤出来的笑容”。“我们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做了一件好事，”他说，“一件非常好的事。我们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完成了使命。”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说，虽然他和战友对奥斯维辛的犯人“感到同情”，但眼前的景象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特别大的触动：“你要明白战争中的人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我当时已经有超过一年直接作战的经历，在那段时期，我见过集中营，当然不是这种营地，但也是规模小一些的战俘营。我见过被摧毁的城镇，也见过被破坏的小村子。我见过我们自己人饱受痛苦。我见过伤残的孩子。随便哪个村庄全都经历过这样的恐怖、这样的惨剧和这样的苦难。”
伊万·马蒂努什金的话对我们很有帮助，它提醒我们注意许多在东部前线奋战过的人初次见到奥斯维辛时身处的时代背景。对他们来说，奥斯维辛当然是个恐怖的地方，但眼前所见也只不过是一场充斥着诸多残酷暴行的战争中又一个可怕的场景罢了。对奥斯维辛的解放在当时其实算不上什么重大新闻。它确有在报纸上被提及：2月2日，《真理报》刊登了他们的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撰写的报道，几天后，英国的《犹太纪事报》转载了这则消息。然而，解放奥斯维辛并没有像前一年夏天，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被发现那样被广泛报道。马伊达内克是除奥斯维辛以外，唯一一个使用齐克隆B进行屠杀的纳粹集中营（但规模要比奥斯维辛小很多），因此媒体最开始很可能把奥斯维辛视为“另一个马伊达内克”。此外，1945年1月有很多更吸引眼球的新闻等待各大媒体报道，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战争“三巨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将要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进行会面。不过奥斯维辛的解放没有立即在西方成为重大新闻，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红军发现集中营后，已经有人在质问，赢得了战争的同盟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经得起这场胜利的考验。从波列伏依登在《真理报》上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奥斯维辛进行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式解读：他认为奥斯维辛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资本主义工厂，里面的工人是谁并不重要。这篇文章标志着东西方在对集中营的运作进行历史解读时出现了分歧，这一裂痕直到苏联解体后才终于弥合。在苏联当时以及后来对奥斯维辛进行的分析中，他们对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遭受的磨难只作了轻描淡写，却强调所有被的人都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这还算不上他们最过分的言论。
然而，回到1945年1月，埃娃·莫泽斯·科尔和她的姐妹米丽娅姆都认为她们能被红军解救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事实也确实如此。1月18日，红军已到达离集中营仅几英里远的地方，如果她们没有被留下来，那么德国人一定会让她们加入由其他6万名所谓“健康”的犯人组成的队伍，这些人都是从庞大的奥斯维辛营区中各个子营地里挑选出来的，他们将一起开始向西徒步行进。据许多被迫参与了大撤退的犯人回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是他们阶下囚生涯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甚至比集中营里频繁的筛选、匮乏的餐食、肆虐的疾病和他们居住的寒冷棚屋都更加可怕。奥斯维辛的犯人将要踏上的这段征程，后来被非常贴切地称为“死亡行军”。
对纳粹来说，死亡行军并不是什么新发明。1940年1月，800名波兰战俘（同时全都是犹太人）被迫从卢布林步行近60英里到达比亚瓦-波德拉斯卡（Biała Podlaska）。只有极少数人战胜了波兰的寒冬到达终点，大部分人都冻死在路边，或被同行的党卫队杀害。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纳粹多次组织了死亡行军，比如他们曾在清空隔离区之后强迫住在里面的犹太人徒步跋涉，也曾强迫苏联战俘向西行进，前往临时战俘营。
但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讨论过的，战争期间最大规模的几次死亡行军发生在1944年秋天。其中最可怕的当数11月发生在匈牙利的那一次，当时艾希曼强迫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近8万名犹太人从布达佩斯向西朝奥地利行进。这次远征的可怕场景令一些纳粹分子都忍不住对其残忍程度提出批评，而那些幸存下来的犯人最后被送进了毛特豪森和达豪等集中营。也就是说，奥斯维辛的犯人在1945年初将要进行的死亡行军已有很多悲惨先例。
在党卫队看守的棍棒下，犯人们被赶出集中营，他们身上单薄的囚服完全无法抵御波兰冬天的漫天大雪和凛冽寒风。他们就这样上了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党卫队军官弗朗茨·温施向他深爱的女人——犹太犯人海伦娜·斯特洛诺娃最后一次伸出援手。当海伦娜与她的姐姐罗津卡站在营地大门口瑟瑟发抖时，温施拿来“两双暖和的靴子，是那种有毛皮衬里的靴子。其他所有人，那些可怜的人，全都穿着用报纸做内衬的木底鞋。他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拿鞋子）。”温施对她说，他就要被派去前线了，但他的母亲在维也纳，她可以照顾海伦娜和她的姐姐，因为等到战争结束她们就该“无处可去”。他把一张写着母亲住址的小纸片塞进海伦娜手里。然而，等温施离开后，海伦娜记起父亲曾对自己说过的话：“别忘了你是谁。”父亲对她强调，她必须永远记得：“我是个犹太人，我要永远忠于犹太人的身份。”于是，她扔掉了写有温施母亲住址的纸片。
就这样，这两个女人在风雪交加的天气下开始向西行进。海伦娜将最初的几天形容为“不可思议地艰难”。她眼看着身边的其他犯人“倒在雪地中，精疲力尽，就这样死掉了。大家只能自己顾全自己。一切都乱了套。谁能活就活着，谁死了也就死了。”
伊比·曼当时19岁，前一年她从捷克斯洛伐克被送到奥斯维辛。死亡行军的经历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大半夜让我们集合，我们从来不知道时间，不知道几点几分，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与世界脱节了。”尽管能听到苏军的炮火就在不远处，但纳粹依然坚持清点犯人，让他们每五人站成一排后出发。“要是有谁敢弯下腰，或者敢停下来休息一会儿，马上就会被枪决。”与很多从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的犯人一样，伊比·曼并不是独自一人面对这一切，她的姐姐一直与她在一起，不断鼓励着她。“我一直在说，‘我只能走到这儿了，一步也走不动了。’（但是）她会使劲拉着我继续往前走。”到了晚上，她们就睡在谷仓里，还有一次睡在猪圈，有时就在户外席地而睡，靠光秃秃的树木和灌木丛遮风避雨。伊比和她姐姐是最晚离开营地的一批犯人，她们一路上经过许多塞满尸体的水沟。随着她们继续蹒跚前进，雪水变成了泥浆，浸透了她们薄薄的鞋子。她们的脚上长出了水泡，钻心地疼。两人在行军途中都没有感到饥饿，只觉得口渴难耐。她们知道，如果自己弯下腰吃上一口融雪，她们一定会被党卫队开枪打死。了解犯人们承受的这些苦难以后，我们几乎难以相信，纳粹之所以让奥斯维辛的犯人离开营地进行远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犯人是有用的资源。战争进入到这个阶段，有劳动能力的犯人对纳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截至1944年底，在德国工厂工作的人当中约有50万名都是犯人。
纳粹驱赶着奥斯维辛的犯人朝帝国方向行进时，主要采用两条路线，一条是朝西北方向，途经密科鲁夫（Mikołow），到达近30英里以外的铁路枢纽站格利维采，另一条是一路向西，行进约40英里后到达沃济斯瓦夫（Wodzisław）火车站。对那些从行军中幸存、登上列车的犯人来说，折磨却远未结束。列车将把他们带往德国和奥地利的集中营。伊比和她的姐姐被赶进“积了半米深的雪”的露天车厢，车厢里的犯人塞得满满的，很多人找不到地方坐下来。
莫里斯·韦内齐亚曾是奥斯维辛的一名特遣队成员，他当时也在这辆可怕的列车上，而他是少数几个在露天的车厢里找到地方坐的犯人之一。他记得那天非常冷，雪一直在下，落在他和他同伴的身上。他记得身边不断有人因承受不住如此恶劣的条件而倒下，因此他们经常需要从车厢里向外扔尸体。他还回忆起这段路途中发生的一件更令人惊诧的事：一桩谋杀的实施。
与莫里斯等人同车厢的有一个德国犯人，他在积雪中站了很长时间以后，迫切渴望能坐下来，于是他想跟莫里斯做个交易：他让莫里斯把座位让给他，作为交换，他给莫里斯几根香烟。莫里斯站起身，拿走了烟，在抽烟的这段时间让德国人蜷缩在车厢的角落坐了一会儿。大概10分钟后，莫里斯抽完烟，让德国人站起来，却遭到拒绝。“于是我和几个朋友坐在他身上”，莫里斯说，“大概过了30分钟或一小时，他被闷死了。我们把他扔出车厢。没什么大不了的，能杀死一个德国人我们很高兴。”
直到今天，莫里斯都认为杀死这名德国犯人“没什么大不了的”。对他来说，被他杀害的人同样是一名奥斯维辛犯人这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说的是哪国语言：“我很高兴。他们（指德国人）杀了我全家，大概三四十人，可我只杀了一个德国人。哎！这不算什么。如果我能杀死一百个德国人我才高兴呢。我们彻底被他们毁了。”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怎么质问莫里斯，他都不觉得统治奥斯维辛的德国人与那个在波兰寒冷冬夜被他杀死在运牲畜列车上的德国犯人之间有什么区别。“不管怎么说，”他说，“我也想坐着，我也很累。凭什么给了我两三根烟以后他就可以活命？他不想站起来，那我们就坐在他身上，然后他就死了。就这么简单。”对于自己和同伴在西行途中杀害的这名德国犯人，莫里斯·韦内齐亚毫无关切之心，这点也提醒我们思考，集中营里的道德水准退化到了何种程度，犯人们是如何迫于形势，把自己的生死置于其他一切之上。
两万名奥斯维辛犯人最后到达的地方，是下萨克森州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如第五章所说，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今天恶名远扬，主要是因为英国人1945年4月15日解放集中营时在那里拍下的令人痛心的照片。这些图片公之于世，那些极度消瘦、有如行走着的骷髅身形震惊了全世界。然而，图片所呈现出来的画面并没有反映出这个营地建造之初的真实用途；很多人本就分不清集中营与专门的灭绝营之间的区别，这些照片更加深了这种混淆。
1943年建造之初，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本是用来关押那些被当作人质、“有特权的”犹太人，但到了1944年春，一些被认定无法从事有用工作的犯人从其他各个营地送到这里，自那之后它又多了一个用途。这些人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遭受到非人的折磨，特别是来自德国卡波的残酷虐待。另外三个因素的出现，促使贝尔根-贝尔森最终变成1945年春盟军解放它时见到的那个恐怖所在：第一，约瑟夫·克拉默于1944年12月被任命为集中营指挥官；第二，纳粹决定剥夺营地里“用于交换的犹太人”可能享有的任何“特权”；第三，1945年初那批死亡行军队伍中幸存的犯人，最后都涌入了贝尔根-贝尔森。一组简单的数字可以让我们了解贝尔根-贝尔森发生的巨大变化：1944年底，这个营地大约关押了1.5万名犯人，而等到英国人于1945年4月到达此地时，集中营里有6万名犯人。然而，德国人却没有为多出来的犯人安排任何住处，也没有补充食物供给。
当然，历史事件中的数字总是无法让我们了解当事人的具体经历，这方面信息只能通过聆听他们的故事来获得。艾丽斯·洛克·卡哈纳为我们讲述了1945年4月，她和姐姐埃迪特被囚禁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时的经历。她们本以为奥斯维辛的条件是人类能够忍受的极限，却没想到这里的生活更加可怕。艾丽斯和埃迪特到达时，正赶上伤寒病在营地大肆爆发。由于营房过度拥挤，她们没有床铺，甚至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睡觉的地方。营地里没有食物，也几乎没有水。这些来自奥斯维辛的犯人仿佛被困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等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很多犯人精神崩溃。“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形容贝尔根-贝尔森是什么样的。”艾丽斯说。每天晚上，睡在她们不远处的一位卡波都会“突然发狂”，用脚踩艾丽斯和她的姐姐。营房只造了一半，而造好的部分也逐渐开始垮塌。“当你不得不去厕所的时候，你就得踩着人过去。有些人滚进了过道的裂缝里。”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她们都会听见有人在喊：“水！妈妈！水！妈妈！”
勒妮·萨尔特是另一位被送到贝尔根-贝尔森的犯人。1945年她16岁。在被迫走过一条遍布尸体（这些死去的人都是以前送来的犯人）的道路，最终到达集中营后，她看见了如地狱一般恐怖的场景：“我们看见瘦得像骷髅一样的人在四处走动，他们的胳膊和腿就像火柴棍一样细，透过他们的皮肤可以看到突出的骨骼。营地里弥漫着浓烈的恶臭。我们吃了这么多苦以后，却发现这里是个与以前都不一样、还要更加恐怖的地方。”
集中营的管理系统已经全面瘫痪。点名早就停止了，因为犯人们根本没有力气站起来；食物的缺乏造成大量犯人饿死。才过了三周不到的时间，勒妮就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在她马上要失去意识的时候，有人向她指了指不远处英军的坦克。接着，她昏了过去，十天都没有苏醒。等她终于醒过来时，她发现自己在一家英国人的灭虱中心，正在接受消毒清洗。虽然她还是极度虚弱，但终于自由了。
艾丽斯·洛克·卡哈纳讲到，1945年4月15日，有人大喊：“解放了！我们解放了！”她马上跳起来，对她姐姐说：“解放是什么？我得趁它不见之前找到它。”她蹒跚着走出营地，看见了坐在吉普车里的盟军士兵。然而，她的快乐是短暂的，因为此时的埃迪特比以往任何时候病得都厉害，在英军到达后不久，埃迪特就被送进了红十字医院。艾丽斯想跟她待在一起，但英国士兵坚持说她病得没有那么严重，不能和她姐姐在一起。艾丽斯提出了抗议：“我说：‘你不明白，我们不能分开。我可以在那里给你们帮忙，我可以端便盆。’”她努力想要端起便盆，结果发现自己几乎走不了路。在她快走到门口时，一个士兵抱起她，把她放进一辆吉普车里，送回了营房。
在奥斯维辛和贝尔根-贝尔森的艰苦环境中一路保护着姐姐，艾丽斯绝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第二天，艾丽斯拖着虚弱的身体走回医院。她到的时候刚好看见埃迪特被送进一辆救护车，她迅速钻进车里，对埃迪特说：“我来了。不管他们把你带到什么地方，我都跟你一起走。”但前一天开车送她回营地的那个士兵认出了她，对她说：“你怎么又来了？你不能待在这里。我们得把你姐姐送去另一家医院，一家部队医院。”艾丽斯从救护车上被赶了下来，眼睁睁看着姐姐被送走。
艾丽斯就这样开始了寻找姐姐的努力，而一找就是半个世纪。她试着通过红十字会以及她能想到的所有途径追踪姐姐的去向，却什么也没找到。直到与姐姐失去联系53年之后，她才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记录中发现，一个名叫埃迪特·施瓦茨的人于1945年6月2日过世。施瓦茨是艾丽斯母亲婚前的姓氏，埃迪特在集中营里一直用这个姓，不让人知道她是艾丽斯的姐姐。她一直担心如果纳粹发现她们两人是亲姐妹，将会不择手段地拆散她们。
艾丽斯等了53年。这53年中，每一次电话铃声响起、每一次有信件寄到，艾丽斯都祈祷那是埃迪特的消息。然而，多年来忍受的情感折磨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她的姐姐，在与她最后一次分开没几天以后便过世了。无论是从匈牙利被遣往奥斯维辛的路上，在死亡行军途中，还是在饥饿与疾病横行的贝尔根-贝尔森，艾丽斯都一直努力保护着她的姐姐。到最后，埃迪特还是死于纳粹的迫害。“对你来说，解放来得太晚了，我亲爱的姐姐，”艾丽斯得知姐姐死讯后不久，在自己作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他们怎么能这样做？怎么做得出来？到底为什么？”
对埃迪特的死负有最大责任的人之一，便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如果在“最终解决”实施初期让他来回答艾丽斯·洛克·卡哈纳提出的问题，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以最残忍和最简洁的方式给出答案：犹太人之所以必须死去，是因为他和他的元首认为犹太人的存在是一种威胁。然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希姆莱的所作所为显示他的立场远没有以前那么坚定和清晰。前面已经提到，1944年他批准了匈牙利“犹太人换卡车”计划，并通过班迪· 格罗斯试探与英美签订协约的可能。虽然这些行动最后都没有什么结果，但它们可以反映出希姆莱当时的想法：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此时所奉行的，已经从坚定的意识形态变成务实主义。
1945年2月，希姆莱多变的态度再次得到充分体现：他同意让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里的1200名犹太犯人前往瑞士，这个结果经过多个中间人的协调，最终由美国正统犹太教教士联盟（American Union of Orthodox Rabbis）与希姆莱共同商定。这一次，犹太人换来的不再是卡车，而是实实在在的硬货币。丽塔·雷是从特莱西恩施塔特登上前往瑞士列车的犹太犯人之一。“我们上了车以后，纳粹走过来，让我们化妆梳头，打扮一番，好让我们到的时候看起来不会太糟。他们想让我们给瑞士人一个好印象。”
阿道夫·希特勒是从瑞士一家报纸上，才知道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犹太犯人被释放的消息。他暴跳如雷。虽然早在1942年12月，希姆莱确实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原则上允许某些犹太人用硬货币给自己赎身，而且把犹太人中的一些“大人物”当作“人质”的做法也与纳粹已有理念相符，然而，释放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犹太人一事是在希特勒完全不知情也没有批准的情况下进行的。考虑到这个时候战争显然已经进入尾声，这种举动对纳粹领导人来说无疑带有一种失败主义的意味。希特勒下令禁止再进行任何类似的交易。
然而，到了这一年4月，希姆莱又一次违背希特勒的指示，任由盟军占领了贝尔根-贝尔森。希特勒曾要求所有集中营在盟军到达前必须被摧毁，但希姆莱显然没有服从。他可能想通过让贝尔根-贝尔森完整地落入盟军手中来展示他对盟军的“让步”，也可能，他对集中营里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不管怎样，希姆莱的举动造成了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揭露营地惨状的图片开始在全世界疯狂流传。“那个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都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一名英国士兵在录制一段新闻影片时说道，“当你亲眼见到这些人时，你终于明白你一直为了什么而战。报纸上的图片不能展示出全部。他们做的那些事——哎，你根本不觉得他们还算是人。”
虽然希姆莱巴结盟军的做法带来了严重后果，但他继续违背希特勒的意愿行事。4月20日，他与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一名密使，诺贝特·马苏尔（Norbert Masur）会面，同意释放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的1000名犹太女犯。希姆莱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把这些犯人说成“波兰人”，而不是犹太人，以期他的所作所为不会传到希特勒那里。当天晚上，在马苏尔离开后，希姆莱向他的按摩师费利克斯·克斯滕吐露了心声：“如果可以从头开始，很多事我都会换一种做法。但作为一名忠诚的军人，我不得不服从，因为如果没有服从和纪律，那就什么事都做不成。”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违抗元首的并不只有希姆莱一个人，其实整个党卫队都不再听令于他。4月21日，元首在他位于柏林的秘密地堡内被炮火声震醒。他一定想不到会有这样一天——红军竟然攻进了柏林。希特勒曾命令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菲利克斯·施坦因纳（Felix Steiner）向朱可夫元帅领导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发起反击，当时这个军团正朝柏林北部郊区逼近，但施坦因纳拒绝执行命令。“接到这一命令时，”施坦因纳的副手弗朗茨·里德维克说，“他说：‘我不会再对苏联大军发起进攻了，这等于是让战士们白白送死。我不要再为没有意义的命令牺牲我的士兵。’”希特勒得知自己的命令遭到施坦因纳拒绝后大发雷霆，地堡里所有人都没见他如此咆哮过。党卫队抛弃了他。他曾公开表示，眼下唯一留给他的事，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4月23日，希特勒勃然大怒的消息传到希姆莱那里。这一天他正与红十字会的代表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会面。希姆莱认为，既然希特勒已经宣布他将自我了结（说不定此时已经死了），那么他自己就成了帝国的代言人。因此，他对贝纳多特说，德国愿意向英国和美国无条件投降，但不向苏联投降，并让贝纳多特把这个意愿转达给西方盟军。
希姆莱向部分同盟国投降的方案遭到了盟军的拒绝，但他有意结束西方国家间战争的消息通过BBC广播电台传播开来。希特勒也听到了这则新闻。这位德国领导人还没有变成毫无知觉的死人，恰恰相反，此时的他正处在一种最为强烈而真切的情感带来的冲击中，那就是背叛感。“希特勒当然气炸了，” 贝恩德·弗赖塔格·冯·洛林霍芬说道，他是德军总参谋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当时也在地堡里，“从军事形势来看已经没什么希望，现在一个他或许最信任的人又做出这样的举动。那个人抛弃了他，投奔了盟军。希特勒只好认命，他交代了他的政治遗愿和个人遗愿。两天之内他就死了。”
1945年4月30日下午3点半，红军来到德国国会大厦门口，在此之前希特勒已经自杀身亡。他留下了一份前一晚写就的政治声明，在这份声明里，他将战争的爆发归咎于犹太人。希特勒至死都没有变，他一直对整个犹太民族怀有深深的恨意，对他们没有一丝同情。我们已经看到，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在发展和执行过程中经过了多次修改和变化，希特勒提出的某些具体要求促成了其中一些变化，而另一些变化的发生则与他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从希特勒最后对希姆莱一事的反应可以看出，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对犹太人的狂热仇恨的，是元首本人。
比起自己所效忠的元首，希姆莱更愿意顺应形势而变。他不但同意交出犹太人来换取钱财，还试图促成秘密和解协议的签订。与希特勒不同的是，希姆莱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似乎认为还有别的出路。他的做法在他的党卫队随从之间造成了恐慌。5月5日，在海军元帅邓尼茨的大本营，也就是德国北部弗伦斯堡的穆威克（Muerwick）海军学校，希姆莱与几位党卫队高官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与会者包括鲁道夫·霍斯。“命运给我安排了一项新的重要任务，”希姆莱宣布，“我将独自完成它。因此，我现在再给你们下达最后一道命令：混进国防军吧！”霍斯大吃一惊。显然他所期待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最后一击，而不是这种让他们逃跑和藏匿起来的屈辱指令。“这就是一个我一直无比崇敬的人留给我们的道别，”霍斯写道，“我曾经对这个人怀有无比坚定的信仰，他下达的每一道命令、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被我视为真理。”尽管如此，霍斯还是听从了希姆莱的建议，“混进”了国防军。他找到一件海军制服给自己穿上，装成德国海军队伍中的一名普通士兵。
虽然希姆莱信心满满地认为，“命运”给他安排了新的重要任务，但与他的许多想法一样，这不过又是一个幻想。5月23日，希姆莱自杀身亡，这一天距他与霍斯等人召开会议才过去了两周多，但此时的希姆莱终于认识到，盟军绝无可能与一个对几百万人的死负有责任的人做交易。他之前竟会抱有这样的想法，也很好地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充满不切实际的幻想，自我感觉膨胀，过度乐观。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念头反映出希姆莱的机会主义：在忠心耿耿地追随了希特勒这么多年以后，当形势发生改变，他却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另外一个人。
希特勒和希姆莱已死，底下的行凶者纷纷作鸟兽散。照理来说，战争一结束，所有在集中营里吃尽苦头的人应该可以回归正常生活，让身心得到恢复，但事实并非如此。
1945年5月和6月，海伦娜·斯特洛诺娃和她的姐姐迷茫地游荡在刚获得解放的德国，与想要逃往西方的德国难民一起走在拥挤的道路上。她们睡在谷仓或被炸毁的房子里，四处寻找能吃的东西。没过多久，她们就碰到了苏联红军。在海伦娜和她姐姐看来，这些士兵与其说像解放者，不如说更像是征服者。有那么几次，无论难民躲在何处过夜，苏联士兵总能找到他们。“他们都喝醉了，彻底醉了，”海伦娜说，“他们就是一帮畜生。”这些士兵走进他们睡觉的地方，“找可爱的女孩”。在此过程中，海伦娜藏在姐姐身体底下。由于姐姐比她大十岁，常被误认为是她的母亲，她们希望士兵见到她姐姐乞求的目光后能把目标移向别处。这个方法奏效了。然而，红军是怎样对待其他女人的，海伦娜听得一清二楚：“我听见她们一开始一直在尖叫，到后来没了力气，安静下来。有几个人在被的过程中死掉了。他们掐死了这些女人。我转过头去，不想看她们，因为我帮不了她们。我害怕他们也会姐姐和我。他们都是畜生。不管我们藏在哪儿，他们总能找到我们，然后我的一些女伴。他们会对这些女孩干些特别龌龊的事情。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不敢相信我们能活下来。我们以为就算自己没死在德国人手中，也会死在俄国人手上。”
有一次海伦娜差点就惨遭毒手。那天早晨，她骑着自行车出门，“骑得特别带劲。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骑自行车，我喜欢那种自由和安静的感觉。”她在那个明媚的春日骑车来到郊区，之后在一间废弃的仓库旁停下来休息。“一个俄国人骑着一辆摩托车跟了上来。他看见了一个年轻女人，是不是犹太人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把摩托车一扔，我们开始撕扯起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摆脱这个残忍的俄国士兵的，这个凶徒。他有很长时间没了，没办法我。我又踢又咬，大喊大叫，他一直问我是不是德国人。我说：‘不是，我是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我给他看我胳膊上的编号。就在那一刻，他放过了我。也许他自己也是个犹太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翻身站了起来，然后跑掉了。”
我们无法确知，在苏联士兵刚刚踏上德国本土，以及之后那段战争刚结束的时期，到底发生了多少起由苏联士兵实施的性侵事件。但这个数字肯定有几十万。近几年，很多人在关注柏林等城市的德国妇女遭受的摧残，然而，奥斯维辛女犯更加悲惨的经历——她们先是在集中营里忍受种种虐待，后来又被解放她们的人——让这段历史的面目比之前更加可憎。
苏联红军集中营犯人的做法无疑已经非常恶劣，而他们“解放”集中营时给自己的同胞带去的，则是另一种特殊性质的折磨。斯大林曾说过，被德国人扣押的没有苏联战俘，只有“祖国的叛徒”。当红军部队到达波兰南部的集中营时，这种态度得到了最为明显的体现。一个名叫塔季扬娜·纳尼耶娃的犯人就关在这里。1942年，她在一家医院做护士，这家医院被德国人包围后，她落入德国人之手，开始了两年半的囚禁生涯。在此期间，她亲眼目睹很多苏联女犯被德国人。1945年1月，她听到苏联红军“声势浩大”地抵达集中营，这些士兵高昂着头，齐唱着爱国主义歌曲。“我们感到非常开心，非常振奋。我们都以为胜利就在眼前，我们马上就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了。我特别思念我的祖国，思念我的家人。”在获救的那一刻，巨大的幸福感涌上她的心头，就在这时，两个红军军官朝她走来。其中一个人喝醉了，大喊着：“你们在这里是怎么逍遥快活的？你们这群！”望着这个军官摇摇晃晃地站着她面前，摸寻自己的手枪，塔季扬娜感到整个世界崩塌了。她赶紧跑开，找地方躲了起来，直到这些解放了集中营的前线战士清醒过来。然而，无论他们是醉是醒，她遭到的指控都明白无误：他们称她为“祖国的叛徒”。因任由德国人将自己抓捕这一“罪名”，她被判处在古拉格关押6年，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帕维尔·斯滕金好不容易侥幸在奥斯维辛活了下来，此时却要经受来自同胞的类似折磨。1941年10月他来到达奥斯维辛，是被送去建造比克瑙的1万名苏联囚犯之一。第二年春天，这一批犯人只剩下几百个。他成功逃到树林中，并与行进中的红军队伍会合。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像他所期待地那样欢迎他的回归，让他继续参与对抗德国人的战斗，反而对他进行了数个星期的审问。苏联反间谍组织（SMERSH）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是什么时候加入德国军队的？”他被送回国内，囚禁在禁闭流放者的城市彼尔姆和乌拉尔，在那里，审讯仍在继续。“每隔一天，我都会在夜里被叫醒，‘承认这个，同意那个，我们什么都知道——你是个间谍。’他们一遍遍地折磨我。”斯滕金白天工作，晚上被审问，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后，他最终因一项被捏造出来的罪名被判处了数年的监禁。法官草草结束了对他的审判，只因那天晚上他们要去剧院看演出，这充分体现出苏联司法系统草菅人命的态度。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斯滕金才被释放，而有超过100万名苏联士兵像他这样被囚禁了两次——一次被德国人，一次被自己国家的同胞。
帕维尔·斯滕金和塔季扬娜·纳尼耶娃的经历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明显缺少许多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史应具备的救赎意味。对好几代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这场战争被描述为“正义”对抗“邪恶”之战，具有了近乎神话般的色彩。当然，纳粹主义确实被击垮，这一罪恶之源的消除也确实给世界带来了无可估量的益处，但战争结束后的那段历史并不像主流宣传所描绘的那样简单。实际上，被红军解救出来的苏联战俘很少有人有“幸福的结局”，东部的很多人亦是如此。
在战争走向尾声时，斯大林犯下的罪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纳粹的“最终解决”。与希特勒一样，斯大林也对不同族群进行了集体迫害。近10万名来自斯大林格勒南部草原的卡尔梅克人因苏联领导人眼中的“罪行”被集体驱逐到西伯利亚，而所谓的集体“罪行”只是没有尽力抗击德国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和刚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和苏联其他许多少数民族都有着相同的遭遇。没人确切知道有多少苏联公民遭到驱逐，但这个数字肯定超过100万。与犹太人不同的是，大多数犹太人在落入纳粹之手后遭到杀害，而被斯大林迫害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在他死后得以从西伯利亚回到他们的祖国。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肯定，斯大林以个别人的过错处罚整个族群的做法，给车臣人、鞑靼人、卡尔梅克人和其他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1945年5月，大多数东欧国家都在送走了一个残暴的专制者后迎来了一个新的暴君，这一严峻的现实对许多想要返乡的奥斯维辛幸存者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开始，苏联人的占领给琳达·布雷德的感受还是很好的，这些人毕竟打败了纳粹，解放了集中营，阻止了他们对犹太人的灭绝。5月5日，她终于在柏林北部的集中营被解救（她在奥斯维辛关押了两年半以后被送到那里），红军对她和其他犯人都“非常友好”。他们为这些犯人找来新衣服，好让他们把自己极其痛恨的、已经穿了太长时间的条纹囚服彻底丢掉。而获得新衣服的方法很简单：红军把犯人们带到附近德国人的住处，让他们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住在里面的女人吓得大叫：“没有党卫队！没有党卫队！”与此同时，琳达和其他几个斯洛伐克犯人一把推开她，开始搜寻衣服。她们打开衣柜，发现了几件党卫队制服，显然，这个女人是一名党卫队队员的妻子。于是，她们“洗劫”了整个地方，把鸭绒被和其他物品扔出窗外，把她们能用上的所有衣服都拿走了。琳达·布雷德声称她们几乎没怎么碰那个女人，但又承认有个“特别壮的女孩”确实有“抓着她朝她大吼”。
琳达满脑子想的都是回斯洛伐克。其他一些人梦想在美国或以色列开始新的生活，但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家。于是，她与其他几个斯洛伐克人一起踏上了漫长的归家之路。她们穿行在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欧洲，到处都是损毁的铁路和公路。在柏林，她们看见德国战俘正在平整道路，修补巨大的坑洞。曾经的“统治者种族”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的场景让琳达和其他女人兴奋不已，她们甚至询问看守战俘营的红军士兵，她们能否对这些人说几句话。这名士兵同意了，于是她们开始奚落德国人，大喊：“赶快！赶快！动起来！动起来！”接着她们“真的推搡起那些人来”。这件事比“洗劫”德国人的家更让琳达·布雷德确信，她再也不用惧怕德国人，再也不用在筛选过程中从心底感到恐惧，迫切渴望自己是那个被选中活命的人。
出了柏林以后，她们一直步行，因为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可以选。1945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她们正走在德国中部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几个红军士兵开着车赶了上来，提出可以载她们一程。琳达和其他女人“真的特别害怕，因为他们经常女孩”。但她们已经走了太远的路，特别渴望休息一下，于是，她们带着恐惧上了苏联士兵的卡车。结果，才开了几英里，苏联士兵就突然停下车，把她们身上几乎所有东西都抢走了。“他们连我们从德国人那里偷来的东西都拿走了，”琳达·布雷德说，“但至少我们保住了性命。”
这些女人被扔在路边，身无分文，只得重新开始徒步前进。只有很少的几次她们搭上了短途火车，得以在火车上歇歇脚。最后她们终于走到了布拉格。琳达和其他几个女人在市区找到了住处，但仍一心想要回到自己位于斯洛伐克的家中，片刻都不想耽搁。每天有一班列车往返于布拉格和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之间，坐上这趟车，琳达就可以回到斯洛伐克东部的小镇斯特罗普科夫（Stropkov），回到她的家人身边。在离家三年多之后，在被塞进货运卡车里驱逐出境，历经奥斯维辛里种种困窘和磨难，最后从德国北部朝着家的方向一路漫长的跋涉之后，琳达终于实现了她长久以来的梦想，那就是站在自己家的大门口。但此时她却发现，里面住的似乎是别的人。她敲了敲门，很快一个俄国或乌克兰男人打开门。“你要什么？”他问。“我要回我的家。”琳达回答道。“从哪儿来的就滚回哪儿去！”他边说边在她面前重重地关上了门。
琳达陷入震惊。走在自己家乡的大街上，她突然意识到，所有原本属于她亲朋好友的房子里现在都住着苏联人：“我透过那些房子的窗户往里看，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镇上还能见到的熟面孔只剩下非犹太人，其中很多人曾对琳达一家很友善，因此琳达以为至少他们会欢迎她回来。然而，她错了。“我认出其中一个人，”琳达说，“但她并没有走过来对我说：‘见到你很高兴。’大家都和我保持距离，仿佛我是某种毒药一样。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再也没回去过。回家是我最痛苦的经历，真是一场灾难。”
许多大屠杀幸存者与琳达·布雷德一样，有着非常痛苦的返乡经历，这些幸存者不仅来自奥斯维辛，也来自其他一些集中营。被囚禁期间，他们一直用回家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以为战争结束后，他们可以再次回到原来的生活。然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琳达·布雷德最终离开了斯洛伐克，在加利福尼亚开始了新生活。
瓦尔特·弗里德是另一个在1945年夏天回到家园的斯洛伐克犹太人。此前，17岁的他与家人一起关在国内的劳动营里。迫于政府内部一小派人施加的压力，对斯洛伐克犹太人的驱逐于1942年10月停止，因此，一部分犹太人没有被送交纳粹，而是留在斯洛伐克进行强制劳动。瓦尔特的家境相对富裕，他的父亲在托朴卡尼（Topolcany）镇拥有一家餐厅和一部出租车。1939年以前，他们的生活一直很快乐，邻里之间也很和睦。法西斯主义被打败后，他们回到家园，期待着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
他们是少数成功回到家乡的犹太人，战前居住在这个镇上的3200名犹太人，最后只有大约10%回到了这里。然而，他们发现等待自己的竟然是仇恨，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的家中住着别的人，他们试着要回房子，但现在的住户拒绝搬出。他们的餐厅也遇到相同的情况，新老板告诉他们，在苏联人占领期间，这家餐厅已经“国有化”，由于他是付租金的人，因此由他来经营餐厅是天经地义。
弗里德一家本以为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被驱逐之前，瓦尔特的父亲曾拜托他们的好友，信奉基督教的一家人帮忙藏起一些金银财宝。此时，他们信心满满地想要取回这些财物。他们邀请这家人共进午餐，大家一开始都有些拘谨，最后瓦尔特的父亲终于提到这个他们一直惦记着的话题：“我们留给你们一个小包裹，你们都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有金子，钻石和钱。”他们的朋友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说，弗里德一家确实留了一些东西在他们这里，但只是几件衣服，现在他们很乐意把衣服奉还。“我们留给你们的是金子和钻石！”瓦尔特的父亲绝望地喊道。但是没有用，他们最终也没能拿回自己的财产。
让弗里德一家心灰意冷的，不光是朋友明目张胆地抢劫他们钱财的行为，还有朋友的背叛。“我们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瓦尔特·弗里德说，“那个曾与犹太人做朋友的虔诚基督徒，那个一直接受犹太人救济的人，到头来却不愿回应我们的要求。他当年身无分文地来到我们餐厅，我们免费给他吃的，结果现在他却根本不想让我们回来，这样他们就不用再翻出那笔旧账，不用看着我们的眼睛说：‘我们什么也不欠你们的。’战前最好的朋友现在变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1945年我们遭到的威胁比1942年我们离开时还要严重。仇恨就是这么深。”
1945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仇恨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袭击：瓦尔特和他父亲走在托朴卡尼镇一条大街上时，突然遇到一群30岁左右的年轻人，其中一个人战前是瓦尔特的校友，名叫约绍，而现在的约绍变得极不友好。这群人冲到瓦尔特和他父亲身边，开始殴打他们。“犹太人！你这个犹太人！”约绍边打边喊。瓦尔特受了伤，倒在地上，这时他想起战前他与约绍分吃面包的事。他对约绍说：“你吃我的面包吃得还不够是么？现在竟然跑来打我！为什么？”但约绍只回答道：“犹太人！你这个犹太人！”
这群恶棍中的其他人喊道：“犹太人！是你们害死了基督。”他们不光挥动拳头，还棍棒齐下，直到瓦尔特父子奄奄一息。这场袭击就发生在小镇的主街上，瓦尔特发现，虽然有几个经过的人与他们相识，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他们。“我曾以为我认识很多人，”瓦尔特说，“但突然之间没有人还认得我们。”接着，这群年轻人把他们拖去了当地警察局，把他们扔在台阶上。“警察也没好到哪里去，他们没有追捕那群人，而是任由后者一走了之。然后他们又打了我们一顿。”瓦尔特知道他再也没法继续在斯洛伐克住下去了，就抓住机会移民到以色列，直到今天仍生活在那里。
据称，战后波兰的犹太人还遭到过有组织的集体屠杀。没人知道在整个东欧还有多少犹太人从集中营回到家乡后面临着类似的处境，也没人详细统计和调查过未归还犹太人的财物究竟有多少。但瓦尔特·弗里德和琳达·布雷德的遭遇决非个例，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一片混乱之中，人们都忙着适应新统治者领导下的新生活，就算有人打算为那些从反犹迫害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伸张正义，这件事的重要性也远远排在其他事情之后。
1943年10月逃离索比堡的托伊·布拉特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犹太人再也回不到战前相对平静的生活了。在抵抗运动后，他逃出集中营，在波兰东躲西藏回避德国人，希望能从当地人那里寻得帮助。然而他发现，很多波兰人拒绝伸出援手，不仅因为他们害怕纳粹，还因为他们自己也带有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最后终于有一个农民同意把他藏在农场外一个小屋的地下室里，但这纯粹是本着赚钱的目的——藏他是要收费的。由于战争并没有如预想的那样迅速结束，这名农民的一个亲戚有一天走进托伊的藏身之处，打算杀了他。托伊最后通过装死才奇迹般地逃过一劫。
战争结束后，托伊·布拉特回到了位于伊兹比卡的家。与琳达·布雷德和瓦尔特·弗里德一样，他发现镇上原来的犹太人社区已经遭到彻底破坏。后来他离开伊兹比卡，想在波兰其他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却也过得不开心：“我人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波兰度过的，”他说，“（但）我仍然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我想要结婚，但有一个问题，我的女友知道我是犹太人会有什么反应呢？多半是负面的，我不得不说。”由于在自己出生和成长的这片土地上感到格格不入，1957年，托伊移民到以色列，后来又去了美国。他说自己可以感受到波兰的反犹主义倾向，因为他觉得波兰将犹太人视为“第五纵队”。
托伊·布拉特最后在美国打拼出一片天地，但他总觉得自己有一部分是属于波兰的，于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重访伊兹比卡。那个曾住着近4000名犹太人的小村庄，现在里面一个犹太人也没有了。村里有一个波兰天主教徒是托伊的朋友，他常说如果托伊回来就住他那里。然而，等到托伊真的回到村庄，这位朋友却把他拒之门外，没有给任何理由。当然，托伊很清楚原因：“他不想让邻居知道有个犹太人睡在他家里。”
就连那些曾在战争期间帮助托伊·布拉特藏身的波兰人，也不愿承认他们是朋友，甚至不愿承认他们互相认识。托伊指出，在他从索比堡回到波兰的漫长路途中，一些勇敢的波兰人曾为他提供过食物和住处（近期关于华沙的研究表明，这样勇敢的波兰人有数千名之多），但到了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自己的行为不但不引以为傲，反而感到羞耻。当托伊与一名天主教神父一起走在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时，他指了指一幢房子，说住在里面的人曾在战争中帮助过他，边说边朝大门走去。结果，那个人躲在窗帘后面，不愿为他开门。对托伊来说这背后的原因也不难猜测：“很多曾经藏匿过犹太人的人不愿意让邻居们知道，因为邻居马上就会说：‘哦，他藏过犹太人，肯定挣了不少钱。’”
而令托伊深受打击的一件事，发生在他去拜访自己伊兹比卡旧居的时候，它生动地表明，反犹主义观念和思想到现在依然阴魂不散。托伊敲了敲门，问住在里面的人能不能让他进去，说他想看看这个他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这个他躲避德国人的“行动”时的安身之地，这个他最深爱的父母在被带去索比堡之前，度过生命最后一段时光的住所。一开始新住户不愿意，但在托伊把三美元塞进他手里之后，这个人同意了。托伊走进屋，马上注意到客厅里的一把椅子，他说这是他父亲的椅子。“哦，不，”新住户说，“这不可能。”于是托伊拿过椅子，把它翻转过来，可以看到椅子底部刻着他家的姓氏。见到这一幕，那个男人说：“布拉特先生，你何必拿这把椅子来演戏？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里。”托伊不解地望着他。“我知道你是回来找你藏起来的钱，”那个男人继续说道，“咱们可以分了它，你一半，我一半。”托伊·布拉特愤怒地离开了，一次也没有回头。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后来发生的事更具讽刺意味：托伊再次回到伊兹比卡，他经过原来的家，发现那里变成了一片废墟。他跑去问隔壁的人发生了什么。他们说：“哦，布拉特先生，你走了以后，我们根本没法睡觉，那个人没日没夜地找你藏起来的财宝。他把地板拆了，把墙推了，把所有东西都拆了，结果发现没法复原，因为那得花好多钱。所以那里就成了一片废墟。”
虽然托伊、琳达和瓦尔特在战后的遭遇反映出人性中令人失望的阴暗面，但来自欧洲另一个国家的故事多少令人欣慰。在战争结束前，丹麦犹太人大部分漂泊在瑞典，少数关在纳粹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他们在战后回到家乡，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我们这里不一样，没人霸占犹太人的财产，”本特·梅尔希奥说，“这里的人没有动我们任何东西。”梅尔希奥一家人刚回去，他们的房东就通知了当时住在他家的房客。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又过上了和被驱逐前完全一样的生活。他们的房东甚至帮他们把家具仔细地打包和存放起来，好让他们回来以后继续使用。
回到丹麦的住处，鲁迪·比尔和他的家人发现家中“一尘不染”。他们不在的这几年，朋友一直在帮忙支付房租。“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他说，“就是那种大家都觉得我们还会回来的感觉。”他记忆中最可怕的一件事发生在他妻子家：他们被带走时家里有一只未煮熟的鸭子，结果18个月后他们回到家时，发现鸭子还在，但已严重腐烂，从那以后他的岳母再也不吃鸭子了。
大体上来说，丹麦的犹太人回到家乡后受到的待遇要好于波兰或斯洛伐克的犹太人，造成这种差别主要是外部环境因素。那些想在苏联统治下的新国家建设新生活的犹太人，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宣扬的是一切财产国有化，禁止个人拥有住房或工厂，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想要回自己在战前拥有的财产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些非犹太人在犹太人遭到驱逐期间搬进了他们的房子或公寓，而这些人现在只需要说，房子是国有的，他们不过是租住，就可以不必归还（这也正是弗里德一家在斯洛伐克试图要回自己的餐厅时遇到的情况）。此外，对这些国家的许多非犹太人来说，他们最不愿听到的，就是别人讨论纳粹占领他们的国家并迫害犹太人期间他们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当然，考虑到屠杀的规模，能成功回到家乡发起这样一场讨论的犹太人少之又少。苏联力图淡化纳粹灭绝行动中的种族要素，强调受害者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做法，也完全符合东部一些非犹太人的愿望，这样一来，纳粹残忍的“最终解决”将与他们的国家毫无干系，否则实在有太多令人难堪的问题需要回答。
在这段历史上，一个又一个事例表明，对大多数人来说，违背社会的主流文化观念行事是极其困难的。瓦尔特·弗里德的老朋友约绍之所以与他反目，并不是他独自一人的决定，而是由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改变，而造成这一变化的，一方面是苏联人的占领，另一方面是少数犹太人在战后的回归，让很多人被迫面对一段自己努力想要遗忘的过去。选择永远存在，但随大流总是更容易一些。如果大家都持有反犹主义观点，都想要迫害犹太人，那么跟大家一样就可以了。
但在丹麦人那里则不存在这样的困境。他们觉得1943年秋天纳粹想要驱逐犹太人时，自己做出了英勇的反抗，因此丹麦犹太人在战后回到家乡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不必视而不见。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期，无论从经济、政治，甚至是道德上来看，做个丹麦人都比做波兰人或斯洛伐克人更容易。但这并不是说所有西欧国家的犹太人在回到家园以后都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事实上生活一点也不轻松。尽管有联合救济委员会（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的资助，尽管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依照《卢森堡条约》支付给以色列的赔偿金，但许多犹太人始终没能得到他们应得的补偿。直到今天，争取合理赔付的努力仍在继续。
相较于那些在战争结束后命运迥然的受害者，迫害的实施者则在德国投降的那一刻都清楚地知道，等待他们所有人的将是拘捕和起诉。与努力隐瞒自己真实过去的鲁道夫·霍斯一样，奥斯卡·格伦宁，这个奥斯维辛大机器上的小齿轮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1944年，他要求调往前线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于是他加入了在阿登高地作战的党卫军部队。后来因负伤被送去一家战地医院，伤愈后他重新回到部队，直到1945年6月10日向英国投降。他们被俘后，英国人给所有人发了一张问卷，格伦宁这时意识到，“提及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工作经历一定会带来不好的结果”，于是他“决定尽量隐瞒这件事”。他在表格中写道，自己曾在柏林的党卫队总部工作。当然，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突然对奥斯维辛里发生的一切产生了羞耻之心，而是因为“胜利的一方永远是对的，我们知道那里（指奥斯维辛）发生的事也有违反人权的地方”。但格伦宁依然觉得，“我之所以会成为战俘，是因为我的党卫队身份，我加入组织在先，它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在后，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罪犯。”
格伦宁与其他党卫队成员一起关在一个昔日的纳粹集中营里，这段经历“令人不太愉快，这是对待罪之人的报复”。1946年，他被转到英格兰，从此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虽然需要进行强制劳动，但总的来说他在那里“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监狱里的伙食不错，还能挣到零花钱。他甚至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YMCA）唱诗班，在四个月的时间里辗转于英格兰中部地区和苏格兰各地举办演唱会。他会唱德国赞美诗，也会唱传统的英国民谣，如《一个情人和他的姑娘》（A Lover and His Lass），演出深得英国观众喜爱，他们争相邀请唱诗班里的德国人到自己家中过夜，睡个好觉，并为之准备早餐。
1947年，格伦宁获释回到德国。由于他过去的党卫队身份，他原来工作的银行拒绝接受他。他在一家玻璃制造厂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展开一步步向上爬的漫长职业生涯。关于他在奥斯维辛的经历，格伦宁依然践行不去引起“不必要关注”的原则，甚至要求他最亲近的家人也抹除相关的记忆。他回到德国没多久，有一次与自己的父亲及岳父母共进晚餐，“他们对奥斯维辛发表了一句特别愚蠢的评论”，暗示他是“潜在的甚或是真正的凶手”。“我气炸了！”格伦宁说，“我一拳重重砸在桌子上，说：‘以后但凡有我在，谁都不许再提这个词，不许把它跟我联系起来，否则我就搬出去！’我的声音特别大，他们后来都照我说的去做，再也没有提起过。”就这样，格伦宁一家在战后的德国安顿下来，努力为自己创造新的未来，并成为德国“经济奇迹”的受益者。
战后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以色列建国，它也催生了一支资金充裕、组织有序的情报机构，其成员齐心协力地追查纳粹行凶者的踪迹。他们最著名的成就便是在阿根廷抓获了阿道夫·艾希曼，将他秘密转移至以色列，并于1961年在特拉维夫市对他进行了审判。摩西·塔沃尔是抓获艾希曼的成员之一，他固然对这次广为人知的行动感到自豪，但更有成就感的，是他在战争刚结束的数个月里秘密进行的“报复行动”。
1941年，20岁的摩西·塔沃尔加入英国陆军，随后效力于“犹太旅”，这是一个由5000名犹太士兵组成的队伍，负责指挥的是一位在加拿大出生的犹太人，布里格迪尔·欧内斯特·本杰明。他们把大卫之星当作自己的徽章，而这个标志现在出现在以色列的国旗上。巴勒斯坦犹太人最早于1940年被征入英国军队，1942年，巴勒斯坦军团参与了北非战场的作战。英国政府内部多年来一直有人反对单独成立一支全部是犹太人的部队，反对者就包括内维尔·张伯伦，但温斯顿·丘吉尔对这种做法持更开放的态度，因而“犹太旅”在1944年得以组建完成。
犹太旅在意大利北部一路挺进到战争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摩西·塔沃尔和他的战友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纳粹如何对待他们的犹太同胞。“我们很生气，”他简洁地说，“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觉得仅仅参与作战还不够。”于是，摩西·塔沃尔和他的战友们讨论出“报复”德国人的方法。他们首先动用各种资源，联络上部队情报部门以及其他犹太组织的人，从他们那里要来一些德国人的名字，这些德国人据称全都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屠杀。接着，他们对自己的车进行伪装，盖住大卫之星标志，换成某个非犹太人部队的标志，并在自己的手臂上套上英国宪兵的袖章。等全部准备工作就绪，他们就驱车来到某个涉嫌杀害过犹太人的德国人家中，把他带出来接受“审问”。“他们没有怀疑，”塔沃尔说，“他们没认出我们是犹太旅的，还以为我们是英国士兵。我们把那个人带走的时候他也没有反抗。但从那一刻起，他再也见不到他的家。”
摩西·塔沃尔和犹太旅其他成员开着车，把他们的德国俘虏带到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在那里“对他进行审讯”。他们会把自己听到的有关他的指控说给他听，然后，“也许我们会给他个机会说点什么”。在这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把他解决”。他们十分小心，没有留下任何杀人的痕迹，没有血也没有尸体。“具体方法是让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勒死他。”后来他承认他亲手勒死过一个有嫌疑的德国人。“我并不是说我有多乐意做这件事，但我确实做了。我不需要靠酒精让自己兴奋起来，我总是有足够的热情。我不是说自己很冷漠，只是我在做自己的工作时很冷静。甚至你都可以拿我跟那些做相同事情的德国人相比较，他们也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在杀死有嫌疑的德国人后，他们处理掉尸体。“接着我们会把车开到一个我们提前选好的地点。我们把一些重物绑在他的脚上，比如发动机的某个零件，然后我们就把他拖进河里。”
摩西·塔沃尔一点也不后悔他以这种方式亲手杀死德国人：“我做这件事的时候感觉很好。我的意思是，我不是在杀人的那一刻感觉很好，而是在那（整个）时期。我不能说我现在对这件事感到抱歉。你可以说我杀了人，但我知道我杀的是什么人。我既不自豪，也不歉疚。我不会在半夜突然从噩梦中惊醒或怎么样。我睡得好，吃得好，日子照常过。”
摩西·塔沃尔承认，他所伸张的“正义”与法官和陪审团判定的“正义”有很大差距，他也承认，“在那之前，我一生中也做过不少不那么体面的事”。此外，他和同伙们得到的“证据”有些是禁不起推敲的，这些指控是否合理，永远都没有机会在法庭上得到公正的裁决。因此，塔沃尔杀害的有可能是无辜的人，而且这种可能性还不小。然而，强烈的愤怒让塔沃尔和他的同伙觉得值得冒这个险。他甚至曾亲眼目睹犹太旅成员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杀死德国人：“有的人做起这些事来没什么理由，他们的兄弟或母亲被（纳粹）杀死了。记得在德国还是奥地利，他们看见一个骑着车的德国人，司机直接把他撞倒，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摩西·塔沃尔说他自己参与了“大约五起”报复性谋杀，并称犹太旅的同伴们加起来“大约进行了20次处决行动”。由于他和同伴们的行为是违法的，因此我们很难确定塔沃尔所描述的细节是否属实。他谨慎地略去了被害者的名字，也没有提及实施谋杀的具体地点。也有可能塔沃尔夸大了杀戮行动的戏剧性，现实情况或许是他们只在偶然间杀死过某个被他们怀疑为纳粹分子的人（虽然他声称对处决对象的选择都基于可靠的“情报”，但我们不可全然相信）。不过，其他一些证据也证实了犹太旅成员确实进行过“报复性”杀戮，其中就包括以色列前陆军参谋长哈伊姆·拉斯科夫的目击证词。另一个已经得到证实的事件是，一些犹太“复仇者”曾试图给一个集中营的供水系统投毒（但最后没有成功），那里面关押的都是党卫队队员。
摩西·塔沃尔和其他犹太旅成员所采取的这些行动背后似乎有着单纯而明确的动机，那就是报复纳粹对犹太人（其中包括他们自己的亲人）的屠杀。然而，实际情况没有这么简单。他们的内心深处还藏着另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是这个念头让他们变得如此残酷无情：他们认为那些被德国人折磨的犹太人没有进行足够的抵抗。“我不明白，”塔沃尔说，“6个或8个德国士兵怎么能把150个犹太人赶上车然后把他们送走呢？我想我应该会攻击某个德国人，让他们杀了我，一切就都了结了。但我跟那些住在波兰小镇子里的犹太人不一样，我们小的时候就会假装自己是古代犹太英雄，假装我们在打仗。我特别认同两千年前在这个地方（指以色列）战斗的人，但对那些像待宰羔羊一样的犹太人就没那么认同了，我没法理解他们。”
摩西·塔沃尔的态度并非个案。一些战后在以色列定居的集中营幸存者称，他们隐隐可以感到周围的人对他们的批评，认为他们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反抗纳粹。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让那些妇女儿童做出更多反抗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失去了家园，住在东欧的社区里，那些社区直到今天仍对他们缺乏同情心。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嘴上不说，心里却认为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不该像摩西·塔沃尔描述的那样，做个“等待被宰杀的羔羊”。如果说塔沃尔们从纳粹的“最终解决”那里只得到一个教训，它就是：犹太人再也不能不加反抗地屈服于敌人，而在塔沃尔们看来，这也是新成立的以色列应当具备的民族精神。
在摩西·塔沃尔对德国人展开非法报复行动的同时，盟军的其他成员则努力在法律范围内抓捕行凶者。起初他们没什么进展，大部分曾在奥斯维辛工作的党卫队成员，在战争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都人间蒸发。门格勒博士和鲁道夫·霍斯这样的大人物一开始被盟军拘留，但后来也都被释放。门格勒的腋下并没有党卫队的血型文身，这就意味着他从来没有被纳入党卫队，而霍斯伪装成德国海军的做法使得从来没有人检查他的文身。
但到了1945年秋，鲁道夫·霍斯已经成了战争罪行调查部以及英国情报队（British Intelligence Corps）的审讯对象。英国人能详细了解霍斯的工作主要得益于贝尔根-贝尔森的解放。在对幸存者进行系统询问后，他们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许多人充满恐惧地讲到他们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另一个营地的遭遇，那个地方就是奥斯维辛。英国人这才决定抓捕这个屠杀机器的指挥官。情报队已经找到了寻找行凶者最有效的方式，那是通过他们的家人，因为纳粹分子可以改头换面，甚至逃到国外，但他们通常难以割舍对妻儿的感情，而家人几乎永远更容易找到。海德薇格·霍斯夫人和她的孩子们也不例外。英国情报队查到他们住在距贝尔森6英里远的一个小村庄里，马上对他们进行监视。霍斯夫人于1945年3月8日被拘捕。在几天的时间里，英国人反复逼问她丈夫在哪里，但她每次都回答：“他已经死了。”最后，情报队官员通过一个计策诱使她说出实话：这个监狱的后部紧邻一条铁轨，一辆列车呼啸着开到霍斯夫人牢房的正后方，停了下来。第92战地安全营指挥官威廉·克罗斯（“维克托”）上校说：”我们对霍斯夫人说，火车已经到了，她的三个儿子马上就要被送去西伯利亚，除非她告诉我们她丈夫在哪儿以及他用的别名是什么。如果她不配合，那么她只有两分钟时间跟儿子们道别……我们给了她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还给她留了纸和笔，好让她写下我们需要的信息。幸运的是，我们成功唬住了她，她写下信息，然后我们把她和她的儿子们送回了家。”
据霍斯夫人透露，她的丈夫住在弗伦斯堡附近的一家农场里。情报队立即动身前往德国北部。与当地第93战地安全营取得联系后，他们于3月11日那个周一的晚上11点到达农场，在一个既是马厩同时也是屠宰棚的房子里找到霍斯时，他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一位英国军医迅速撬开霍斯的嘴，检查有没有毒胶囊——他们都知道希姆莱在一年前就是用这种毒胶囊成功自杀。脸上挨了一位英国中士四拳之后，霍斯才终于承认自己是谁，随后他被按到屠宰棚的一张桌子上，据在场的一位英国士兵说，“殴打和喊叫声没完没了。”直到军医对克罗斯上校喊道：“快让他们住手！否则你们带回去的就是一具尸体了！”霍斯被裹在毛毯中塞进车里，汽车载着他驶向位于海德的安保总部。
第二天凌晨他们到达时，天上正飘着雪，但霍斯被迫赤身裸体地穿过营房的院子，走到自己的牢房中。在接下来的三天里，英国人始终没让他合眼，每当他打瞌睡，士兵就用斧柄戳他。按照霍斯的说法，他们还用他自己的马鞭抽打他。3月14日，他在一份8页的供认书上签了字。
一些大屠杀否认者总爱提及霍斯刚被逮捕时在英国士兵手底下遭受的虐待，并称他的供认书是屈打成招的结果。诚然，霍斯最初的声明是否有效确实存在争论的空间，但在其后的囚禁和审讯中（他先是被送到了代号为“番茄”的二号战犯拘留中心，随后出席了纽伦堡审判和在波兰进行的对他本人的审判），没有证据显示霍斯又遭受过任何虐待。正是在后来的这段时期，他写就了自己的回忆录。事实上，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非常感激抓捕他的人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写下个人的历史。他始终没有推翻他最初的供认，无论是在撰写回忆录期间，还是在证人席上，而当时他是有机会公开反悔的。正如他后来没有顾虑地写下了自己最开始被英国士兵殴打的经历。
1947年4月，鲁道夫·霍斯回到奥斯维辛，回到了他当年工作的那栋大楼，但这一次，他没有坐在他位于一层的办公室书桌前，而是被关押在党卫队行政大楼的地下牢房。大家认为，让这个背负着奥斯维辛一百多万条人命的凶手在他的罪孽之地被处决，是他最好的下场。然而，在原定实施处决的那天，现场却出现了一个问题：当天有数千人前来围观，其中很多是原来的犯人。结果，气氛变得非常紧张，激动的人群向前推挤着挡在他们身前的围栏。曾被关在奥斯维辛的斯坦尼斯瓦夫·汉茨当时在场，他说他真的觉得“他们会当场用私刑处死霍斯”。他听见人群中一阵阵骚动。如果一大群人突然向前冲，站在一旁的士兵该怎么做？他们要开枪吗？鉴于情势太过危险，霍斯并没有按原计划从他的牢房里被带出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他让士兵们全部离场，并派出一个车队护送一辆小轿车离去，于是大家自然认为霍斯在车里。但实际上，霍斯并没有出来，那天晚上他仍留在自己的牢房中，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带出来。这一次，鲁道夫·霍斯面对的只有寥寥数人，而不是前一天怒吼着的群众。霍斯已经做好被处死的准备。目睹处决过程的人为数不多，当中就有斯坦尼斯瓦夫·汉茨。他说：“我以为他爬上绞架以后会说点什么，因为我知道他是纳粹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我以为他会高声赞美纳粹的理念，毕竟他愿意为这些信条奉献自己的生命。但没有，他一句话也没说。”
霍斯死得很“痛快”，这完全不是曾在集中营里饱受折磨的汉茨希望看到的。“我认为应该把霍斯关在一个笼子里，然后拉着这个笼子在全欧洲跑，让大家都能看到他，让大家都能朝他吐口水，这样他才能明白他都干了些什么。”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霍斯真的能“明白”他都干了什么吗？在他被处决前刚刚写就的自传中，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霍斯遭到什么样的羞辱和虐待，他都不会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所做的一切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当然，他确实在自传里写道，他“此时此刻”认为灭绝犹太人是一个错误，但这只是一个策略上的失误，因为它让德国成为全世界仇视的对象。
根据我与一些前纳粹分子接触的经验，我认为霍斯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话可以明白无误地揭示出霍斯最后一刻的真实想法。他提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他在纽伦堡审判中也提过，那就是：如果一名飞行员拒绝朝一个小镇投下炸弹，因为他知道这个镇里住的主要是妇女儿童，那结果会怎么样呢？霍斯说，这个飞行员肯定会被送上军事法庭。“人们都说，这两件事没有可比性，”霍斯写道，“但在我看来，它们就是一回事。”
霍斯想用这个简单的类比来证明他的行为是合理的，也就是说，盟军用炸弹炸死妇女儿童，与纳粹用毒气毒死妇女儿童是一样的。直到今天，许多当年的行凶者（以及为纳粹辩护的人）依然支持这种观点。曾有一位拒绝接受正式采访的前党卫队成员在一次闲谈中对我说：“比起你们轰炸德国城市时炸死的孩子，那些死在我们毒气室里的孩子受的苦要少多了。”奥斯卡·格伦宁也曾更坦率、更认真地解释道：“我们看到炸弹落在德国的土地上，妇女和儿童在爆炸声中死去。我们看到这些，就会觉得，这场战争之所以变成后来那个样子，双方都有责任。我们之所以要进行大屠杀，一方面是为了打压挑衅的人，另一方面也是为我们的自由而战。”在格伦宁看来，盟军“不考虑军事上是否必要，就用磷弹炸死妇女和儿童”，这种做法在战争结束后却没有被追究责任，这让他觉得，把关注的焦点全部放在党卫队犯下的“战争罪行”上是非常虚伪的。
当然，这种比较让我们从直觉上就感到厌恶，而关于盟军轰炸德国城市与纳粹灭绝犹太人之间区别的讨论也不在少数。举例来说，只要德国领导人投降，轰炸就会立即停止，而对犹太人的灭绝则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一项政策；盟军轰炸的对象不是德国某个特定的人群，而纳粹迫害的对象则是帝国内部一个特定群体；盟军想要摧毁的是城镇里的设施和建筑，而不是德国人；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比如艾希曼残忍的尼斯科计划）在时间上先于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因此用盟军的轰炸来为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辩护根本不成立；最后，把讲求实效的盟军战略规划者与希特勒、海德里希和艾希曼这些狂热的反犹主义者相提并论，无疑十分荒唐。除了以上这些区别，还有一个非专业人士最爱使用的论点：“是德国人先挑起来的，是他们先炸了英国的城市，然后英国人才轰炸了柏林。”但其实它是所有论点里最无力的一个，我们很难单纯因为敌人先做出某个举动，就证明后来采取相同行动的一方是合理的。
尽管二者有如此多的区别，霍斯和其他纳粹分子进行的对比依然让我们感到不安。其中一个原因很容易想到：众所周知，盟军领导层内部对是否轰炸德国城市存在分歧，不说别人，丘吉尔本人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就对轰炸方案提出过异议。此外，近几年被披露出来的一则内幕消息，更加深了人们的不安：在1945年春天，盟军决定轰炸德国哪些城镇时使用的标准之一，是它们的“易燃程度”，这一标准导致乌兹堡（Würzburg）这样的中世纪古城成为轰炸的目标。给我们造成困扰的还有一个不那么容易想到的原因：轰炸机的发明使得从高空投掷炸弹的飞行员对他的杀戮行为产生了“距离感”。“那跟我走到外面一刀捅在一个人的肚子上是不一样的。明白吗？”保罗·蒙哥马利这样说道，他是美国B29轰炸机飞行员，在战争期间参与了对日本多个城市的轰炸。“你确实杀了他们，但你是远距离杀死他们的，所以你不会像在一场搏斗中把刺刀一个人的肚子里那样有什么负罪感。那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有点像在电子游戏里打仗。”
蒙哥马利的证词令人联想到，纳粹也是通过建造毒气室，在行凶者与他们的杀戮行为之间制造距离感。这种联想让人感到不适。用炸弹炸死一个人比用刺刀捅死一个人要来得容易，同样的道理，对纳粹来说，用毒气毒死犹太人也比开枪杀死他们更简单。20世纪的技术手段不仅使被战争夺去性命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也让实施杀戮的凶手承受的心理负担和伤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小。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对奥斯维辛一百多万名犯人的杀戮可以与盟军对德国的轰炸相提并论。出于前文提到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个行动在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但在霍斯和其他许多纳粹分子看来，二者有着相同的性质，轰炸和毒杀只不过是杀死敌人的两种不同方式。这也就意味着，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置霍斯，无论他是否如斯坦尼斯瓦夫·汉茨希望的那样，被“关在笼子里”游街示众，他都不会真的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事实上，霍斯在登上绞架的过程中很可能在想：“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有罪才死的，而是因为我们输掉了战争。我是作为一个被误解的人而死的。”说到底，这也是为什么霍斯这个看起来如此普通的人，实际上却非常可怕。
霍斯于1947年被处死后，他一手建造起来的奥斯维辛营区也迅速土崩瓦解。比克瑙的部分营房被住在附近的波兰人拆毁，因为他们需要木材修复自己的房屋，但与他们相比，另一些人对集中营进行的洗劫则让人心里更不是滋味。一名波兰年轻人约瑟芬·杰林斯卡与她的家人在战后回到奥斯维辛，却发现他们没有地方可以住，因为纳粹对这个地区进行大规模重建时拆了他们的房子。于是，他们只好住进过去养鸡用的屋棚中。为了赚钱，约瑟芬和朋友们会到比克瑙的焚尸场附近“淘金”。他们翻动土地，挖出埋在地下的人骨碎片，把这些碎片放在一个碗里，装上水以后从中找金子。“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约瑟芬说，“无论自己有没有亲人死在集中营里，大家都觉得不自在，因为这些毕竟是人的骨头。没人乐意干这种事，可是贫穷逼着我们不得不这么做。”从比克瑙地下挖出来的金子，最后让约瑟芬·杰林斯卡一家买到了一头牛。
波兰人扬·皮夫奇克当时也被迫住在比克瑙附近的一个鸡棚里，他承认他也曾在焚尸场附近搜寻贵重物品。“我记得我找到一颗金牙，一枚犹太硬币，还有一个金手镯。我现在肯定不会这么干了，对不对？我不会再从人骨堆里刨东西，因为我知道干这种事的都该遭天谴。但那个时候我们没别的办法，只能这么做。”除了搜寻贵重物品，扬和他的朋友们还会贿赂那些偶尔在附近巡视的苏联士兵，以便从比克瑙的营房偷些木料回去造房子。“你知道吗，战后的生活很艰苦，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曾目睹鲁道夫·霍斯处决过程的波兰政治犯斯坦尼斯瓦夫·汉茨得到了一份工作，即在比克瑙做守卫。他的职责是看守营地，一旦当地人想从焚尸场偷东西，他就朝他们上空开枪警示。“我们管那群人叫‘墓地土狼’，”他说，“我们不明白这些人怎么会愿意从墓地里找东西。”他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从远处就觉察到这群人的靠近：“你可以通过气味认出他们，他们离得很远的时候你就可以闻到一股味道，那是一种腐烂的尸体特有的恶臭。这种人走在街上你一下就能知道。”
直到很多年以后，奥斯维辛这个大屠杀发生地才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关注，而直到苏联解体，博物馆的标示牌才终于被替换，从而以一种更恰当的方式体现犹太人遭受的苦难。
在此过程中，曾在奥斯维辛工作过几年的前党卫队成员奥斯卡·格伦宁则在玻璃制造厂步步高升，当上了人事部主管。最终他被任命为劳资仲裁委员会荣誉委员。奥斯卡·格伦宁表示，在党卫队和希特勒青年团的经历帮助他成为一名更称职的人事主管，因为“从12岁起我就开始学习什么是纪律了”，而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没有表现出任何讽刺的意味或不自然的感觉。
尽管格伦宁曾在奥斯维辛负责清点和处理从到达营地的犯人身上搜刮来的各国钱币，从而间接为灭绝过程出了力，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有罪”：“我们对直接参与屠杀的人和没有直接参与的人是分得很清楚的。”此外，他也用到了纳粹分子在战后最爱使用的辩解之词，那就是他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他用这样一个类比为自己开脱：“一群士兵不会在第一次见到枪林弹雨以后就都表示：‘我们不认同这件事，我们要回家。’”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德国检察官在战后决定谁犯有战争罪、谁没有的时候，采用的也是类似的原则。如果一名党卫队成员既没有身居要职，也没有直接参与屠杀，那么他基本就不会遭到起诉。因此，当奥斯卡·格伦宁做过的事情最终败露——这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他从没打算改名换姓或是躲起来——德国检察官却并没有对他提起诉讼。他的经历也表明，即使一个人加入了党卫队，被派到奥斯维辛工作，见证了灭绝过程，并以某种具体的方式为“最终解决”的实施做出贡献，比如负责整理从犯人那里掠夺来的钱财，在战后的西德，他仍有可能被判为“无罪”。事实上，据估计，1940—1945年间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大约有6500人活到了战后，但只有大约750人受到过任何一种形式的处罚。最有名的一次审判当属1963年12月至1965年8月在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22名被告中17人被判有罪，但只有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这一最重刑罚。
大量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没有遭到起诉，这情况不仅发生在德国，全世界都有类似的问题（或许只有波兰除外，在789名奥斯维辛工作人员当中，多达673人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起诉这些奥斯维辛工作人员之所以很困难，首先是因为不同国家缺乏统一的标准来界定什么样的行为构成“犯罪”，其次是因为冷战造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最后，我们不得不说，还因为人们缺乏足够强烈的意愿。在纽伦堡审判中，党卫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被定义为一个“犯罪组织”，但没有人进一步强调，每个在奥斯维辛工作过的党卫队成员都犯有战争罪，而这样的判决无疑将会得到大众的支持。如果能够给他们每个人都定罪，那么无论判罚有多轻，它都是向后人表达的一个明确态度。然而，没有定罪，也没有判罚。曾在奥斯维辛工作并活到战后的党卫队成员约有85%没有遭到任何处罚。当希姆莱在火车上想出建造毒气室的方案，以减轻他的手下因残忍射杀犹太人而承受的心理“负担”时，他一定不会想到这个意外的收获：这种屠杀方法帮助大部分党卫队成员在战后逃过处罚，只因他们宣称自己没有直接参与灭绝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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