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师昆德拉

也许是意识到自己跟老师昆德拉已愈行愈远，在十几天前学校毕业典礼的英文致辞中，我几乎牵强地、用不乏夸张的修辞，在可有可无的情况下引用了那句被人用烂了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愈行愈远，难道不是多年来刻意为之的结果？从回国不久起，就跟“昆德拉的弟子”的头衔较劲。这个头衔，自从有了当年北京电视台的一个报道，以及《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文章，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事实证明，这些报道为我带来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后续，甚至或多或少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然而，我从一开始就抵触这一说法。当年布朗库西离开罗丹的时候说的那句著名的话，时时在我耳边响起：“大树底下长不出大树。”依仗老师的名声，往往会妨碍个人的真正发展。

而自以为愈行愈远、成功蜕变的我，就在前日得知昆师辞世、突然意识到永远失去了再次见到他的可能的那一刻，一下子重新看到了自己与他的关联。它是那么的强烈，强烈到了原本细碎、无边的人生，彷佛也有了几乎分明的轨迹。

“虽然已是多年前的事了，董强对第一次上昆德拉的课依然记忆犹新。教室是位于高等社科研究学院大楼第四层的一间小室，原先是用于录音的。昆德拉收学生十分秘密，在社科学院招生简章上也只是一笔带过。

“当他进入教室后，一转身就拿了一块放在门边的牌子，上书‘正在录音’，带着狡黠的微笑，将它挂在了门外。他回到教室，朝董强点点头，就将董强介绍给其它四位同学。原来董强是插入他班的，别人都已经熟识他。

“他的所有学生都是外国人，除了莱基斯是希腊人，还有一名南美人、一名意大利人和一名波兰学生（后一个学期，他接收了一名法国女生，开玩笑说这班上全是男生似乎单调了些）。每人都有浓重的外国口音，包括他本人，也有明显的捷克音，所以他介绍董强时开玩笑说董强很‘可怕’：来自遥远的中国，却是一口的巴黎腔，而且对法国文学的了解要超过他们。董强正感脸红之时，他突然语调一沉，改变了他的玩笑口吻，说了一句董强将终身难忘的话：‘有一天你会发现不能太崇拜法国文学’。……”

这一段题为《董强：米兰·昆德拉唯一的中国弟子》的文字，它被转载的次数之多，在前社交媒体时代，就可以说达到了巨大的“流量”。而我自己也常常被这段写下的文字反过来约束，那场景仿佛年少的包法利被引入教室一样刻入了脑海之中，并固定下来。这个比喻和联想从多个角度看都是合适的，因为讲述包法利被引入学校的那个声音，以及包法利本人，在福楼拜的名著里面，都不是主角。

于是发生过各种各样好笑的事情。比如，有一次在巴黎，一名当时在国内冉冉升起的学者几经周折找到了我，还在当地租用了一名摄像，要当场与昆德拉的“代言人”对话，而且特意强调昆德拉本人就住在离我下榻处不到500米的地方……

1978年摄于法国雷恩，米兰·昆德拉和他的绘画作品（ICphoto 供图）

事实上，拒绝“弟子”的头衔，于我而言，只是出于两个最基本、最常识性的考量

：第一，我不写小说，而昆德拉首先是小说家，他怎么能有不写小说的弟子？比方说，哪个不画画的人，可以称自己是乔托的弟子？哪个不作曲的人，可以说自己是的弟子？第二，我的学术和职业生涯，并不围绕着昆德拉的作品和个人而发展起来。在当年跟他学习的人当中，那位我已经想不起名字来的意大利同学，尤其是希腊同学莱基斯，倒还可以称为弟子，因为他俩在各自的领域和范围内，全心致力于推广昆德拉。莱基斯主办的《小说工作坊》（

那么，既非弟子，又是什么？这层师生关系又留下了些什么？面对重视文学遗产（“塞万提斯被诋毁的遗产”）、关注文学遗嘱（“被背叛的遗嘱”）的昆师，作为曾经的学生，有什么是“惟有”为了昆师才做的，“惟有”昆师才留给我的？正如他一直强调的“惟有”小说才能表达的？

我心中可以坦荡的，是实实在在地翻译了他的三部作品（《小说的艺术》《身份》《帷幕》）。更可以坦荡的，是这三部作品的翻译，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同样，对于昆师的文学成就，做过一些必要的研究型或普及性的讲座（其中论《笑忘书》，以及关于“现代与反现代”的讲座笔录文字，也许可以长久流传下去），写过必要的文字（其中关于“欧洲视野”的文章，将来一定还会有人引用）。在我那部不厚的法国文学史里，也给了与昆师地位相称的篇幅。

什么又是“惟有”昆师才给予我的？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也许会长久伴随我。至少目前来说，我能想到以下几点。

——肯定不能说是他让我走上了研究文学和艺术的道路，但他无疑是我试图成为一个以研究文学艺术为生的人的人生道路愿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有一次在昆师的家里，当他得知我已经成为法国文学的“正教授”，兴奋地开一瓶红酒为我祝贺的时候，我俩有着一种超出了世俗很多关系之上的默契，一种只有真正的师生才有的默契。当他得知我与出版社出现纠纷，决定终止合作，不愿意将我的《小说的艺术》译文交付他们出版的时候，他的一席话，让我主动地、无条件地向出版社做出了让步。“在中国，”他说，“只有董强了解我的《小说的艺术》，那是在我课上共同讨论过的。《小说的艺术》必须由他来翻译。”

那一刻，我知道我面对的是来自老师的绝对信任，必须承担起学生的绝对职责。

——倘若没有以昆德拉为师，我将达不到与巴黎那种程度的亲近。我将无法以火炉街（Rue du Four）为中心，像卡夫卡笔下的土地丈量员一样，测量从拉斯帕伊大道（Boulevard Raspail）到“价廉物美商场”（Le Bon Marché）的整片街区；也就无法在冥冥之中，让自己青春岁月的一部分，与傅雷先生的法兰西青年岁月几乎重叠。将无法跳出自己所研究的时代与领域，让视野扩展到自中世纪终结以来的整个现代欧洲。

2010年11月30日，米兰 · 昆德拉（中）在巴黎出席法国哲学家伯纳德 · 亨利 · 列维评论《游戏规则》20 周年纪念晚会

海明威曾怀念如流动之盛宴的巴黎。我感谢有着昆师同处一城的巴黎，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点：

我们都是异乡人，却又都能用当地人自傲的“世上最美丽的语言”，既与他们对话，又与他们保持距离。

自从有了昆德拉唯一弟子的头衔，不知多少媒体向我要过与昆德拉的合影。在一个“无图无真相”的世界里，尤其进入了无时无地不在的时代，他们无法想象，我竟没有一张与昆师的照片，而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巴黎，是非常正常的，尤其人们不知昆师给自己定下的原则：拒绝照相。曾几何时，我也几度生出了拿出相机或手机，请求与他合影的想法，却每每成功遏制。我觉得应当尊重这位老人的个人选择，不要出于情面，或者为了显示我们关系的亲近，强其所难，拍一张照片。这是一位人生经历超出了人们想象的、在我结识他的时候就早已决意要过隐士生活的大师，这是一位不愿与人合影或留下影像的遗世独立者。在我心目中，他留下的照片，只有三种可能：人群中的他；单独的他；与妻子维拉一起的他。

巴黎前市长德拉诺埃曾在一个咖啡馆里偶遇昆德拉。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遏制住了上前与其攀谈的冲动。他对自己的助手说：面对这样一位大师，除了平庸的话，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面对这样一位老师，我习惯了面对着他，与他交谈，却很难想象坐到他身旁，跟他平起平坐地合影。

我唯一设想过的一种可能，是邀上他的法国出版人安托万.伽利玛，和他一起，共进晚餐，然后，三个人合一张影。那时候的我，出现在他的身边，将不会突兀。2018年，我离心中这张小说家、出版家、翻译家“三位一体”、各得其所的照片很近了。然而，就在我们约定好的日期的前一日，安德烈.马尔罗的女儿弗洛朗丝去世了。她生前是昆师的挚友，他必须前去悼念，而我在后一天就因公事而回国了。

在这个图像弥漫的时代，也许“空无”，才是记忆的真正居所，因为它是记忆生成、沉落、浮起、模糊、再度清晰之地。

当我想到如今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在几乎任何场景下跑到一个人面前去照相、合影，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昆师是一个完完全全属于上一个世纪的人。最早介绍昆德拉到中国的李欧梵先生，曾说他希望自己留在二十世纪。昆师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在这个他并不习惯的二十一世纪，他已生活了二十余年。在这个他并不习惯的二十一世纪，已经发生了诸多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重新获得捷克国籍，比如自己捐赠的大量资料回到了家乡布尔诺，并在那里建立了昆德拉图书馆。这位曾经在地球仪上找不到居所的“世界公民”，终究落叶归根，回到了小小的家乡；同时，他生命几乎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留在了巴黎那片被人泛泛称为“拉丁”的街区。正因如此，中国人所谓的“喜丧”，用于昆师辞世之际，毫不违和。

4月6日，捷克布尔诺的米兰 · 昆德拉图书馆内，一位读者正在阅读其著作

），彷佛为他而作：高昂着头的人身，朝向远方；坚定的四蹄，踏在原地。是人，是兽；半人，半神。

“他放眼望去，看到一个男人要劫走特蕾莎，就像半人马的涅索斯要劫走德阿涅拉。”（大仲马，《基督山伯爵》）